世界各地的公司必然在逐漸地意識到可持續性對企業有益。他們正在認識到一個事實，即著眼長遠、預測未來并創造更強大、更健康、更繁榮的市場以供銷售是值得的。

大企業以及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激進分子和抗議者也意識到，對短期利潤的關注導致了過去五年不穩定的全球經濟形勢。正如普華永道總裁 Samuel J Dipiazza Jr 所說：“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短期和不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的結果。”

可持續性現已在許多董事會中牢固確立，部分原因是為了響應消費者的需求，但也因為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可持續性可以促進長期業務成功。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評論與波士頓咨詢集團合作的一份新報告發現，70% 的公司已將可持續發展永久列入其管理議程。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們的組織在過去一年中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有所增加，甚至更大比例的人表示他們計劃增加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要在當今市場上保持競爭力，可持續性是必要的，這一比例高于前一年的 55%。

“我認為公司相信可持續發展，因為他們看到了可持續發展的積極成果，”波士頓咨詢集團全球可持續發展實踐負責人兼該報告的合著者 Knut Haanaes 說，“推動可持續發展戰略與提高價值鏈的效率、減少浪費、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回收利用等密切相關。因此，這也與良好的管理實踐有關。”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企業社會責任負責人 Bo Viktor Nylund 表示，公司有巨大的潛力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他說：“許多公司在財務周轉率方面比州大，擁有大量的財務資源可供支配，如果你看看今天的財政狀況，政府預算非常緊張，企業部門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的潛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Haanaes 說，私營部門在讓地球走上更可持續的道路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這是所需的技術解決方案的來源。 “公司非常強大，因為我們面臨的根本挑戰需要巨大的創新和生產力的巨大提高，”他說，“全球哪些組織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公司。當然，監管很重要，框架很重要，但大多數解決方案實際上來自新的業務實踐、新的創新、滿足客戶需求的新方法。”

有趣的是，與人們的預期相反，該報告發現，盡管當前經濟存在不確定性，但許多公司實際上正在增加對可持續發展計劃的承諾。 “我認為這部分是由于資源方面的不確定性，”Haanaes 說，“資源和能源價格讓公司尋找提高效率的方法。另一個驅動因素是，公司將可持續發展視為大趨勢，這是如今值得解決的問題，因為等到明天可能成本更高，而且他們可能會通過提早行動而獲益。”

耐克和金佰利是兩家曾與可持續發展活動人士發生沖突并從中吸取教訓并成為企業社會責任榜樣的公司。這兩家公司過去都因其生產方法而受到嚴厲批評——耐克因血汗工廠和其他侵犯人權行為而受到嚴厲批評，金伯利因砍伐古老的北方森林而受到批評。但隨后，在 2010 年，耐克被 Ethisphere Institute 評為世界上最具道德的公司之一；從 2005 年到 2009 年，金佰利在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中的個人產品類別中排名第一。“這表明公司愿意改變，”Haanaes 說，“公司是善于適應的，也善于在需要改變時改變，一些適應最快的公司恰恰是受到危機打擊的公司。”

Nylund 表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將兒童權利視為對可持續未來的一項必不可少的投資，保護這些權利有助于建立強大、受過良好教育的社區，這對于穩定和高效的商業環境至關重要。 3 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和救助兒童會共同發起了《兒童權利和商業原則》，以確定所有企業應采取的一系列行動，以尊重兒童權利。

Nyland 普遍對商界對該倡議的反應持積極態度。 “但與任何組織變革過程一樣，有些人真正相信議程并希望實現它，有些人主要著眼于短期收益，而不是真正符合長期利益的人業務。”他說，“我從企業那里聽到的是，他們在內部進行說服也需要時間。這不僅僅是為了說服一個人，也是關于整個企業內部的一個過程。”

Nylund 說，除了使自己的運營和流程更具可持續性之外，具有可持續發展意識的公司還可以通過選擇與合作伙伴（例如本身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供應商）開展業務來鼓勵其他人加入。

“供應鏈問題非常重要，”他說，“大公司可以與他們的商業伙伴合作引入這個議程，而不是與不符合自己高標準的公司打交道。”

Haanaes 說，這項研究揭示了新的證據，表明公司正在對可持續的商業實踐做出堅定的承諾，并正在投入時間和金錢來應對日益受氣候變化、資源稀缺、監管不確定性和經濟波動影響的商業環境的戰略。

“如果你看看包括阿法拉伐在內的大多數工業公司，并將它們與 30 年甚至 10 年前的運營方式進行比較，他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他說，“我認為他們會繼續這樣做。我未曾預見到有一天每家公司都完全可持續發展，但我們確實看到了各個行業和世界各個地區在這方面有了巨大的進步。”